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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的夏天 ，梧桐叶筛下碎光，一个戴着眼镜
、穿着亚麻衬衫的意大利人举起镜头
，对准街角的老建筑、树荫下闲谈的人 。有影迷眼尖：“看！是朱塞佩?托纳多雷！ ”

这位拍过《天堂电影院》《海上钢琴师》《西西里的美丽传说》的导演，今年夏天第一次来到上海 ，担任第2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
。

成为导演之前
，托纳多雷曾是一位摄影师。69岁的他，至今保持着透过镜头看世界的习惯 ，到哪儿都爱背着自己的徕卡相机 。“只要有机会
，就想把看到的都拍下来
。
”接受《候场》专访时，他一坐下来 ，就举起相机
，为记者拍了一张照片。

托纳多雷的镜头里，有大光明电影院的身影 。这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电影院 ，几乎还保留着当年的样子
，让他想起自己儿时常去的电影院
。“如果将来要拍摄一部关于上海的电影，我想我需要更多地了解这座城市 ，将它视作‘电影的摇篮’来探索。”

他讲起自己六七岁时，父亲带他第一次走进电影院的场景 。黑沉沉的大厅里
，银幕突然亮起来，上面出现的人物 ，如同巨人一样
。电影放完灯亮时
，他还在发愣：“那些巨大的人是从哪进来的？ ”这个疑问像颗种子，在他心里发了芽—— 后来他拍《天堂电影院》 ，拍小男孩托托扒着放映窗口看胶片
，拍银幕上忽明忽暗的脸，都是在回应童年的疑问：“奇迹是如何发生的？”

托纳多雷的《天堂电影院》 ，已经上映36年了
，今年依然是上海国际电影节最热门的影片之一。“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‘谜’：为什么这部电影能留在观众心里这么久，尤其是中国观众？
”他顿了顿 ，说：“或许这就是电影的‘魔力’吧——我很高兴全世界各国的观众都能在这部电影中找到与自己的关系 。”

《天堂电影院》结尾长达三分钟的“吻 ”是影史上的经典片段
，感动了无数人。托纳多雷说，这来自真实的故事：在他的家乡 ，当年有位神父，每次放映前都要先审片
，把“不雅
”的吻戏胶片全剪下来，扔在一边
。后来 ，托纳多雷给剧本加了一笔：放映师阿尔弗雷多把那些剪掉的吻戏保存起来
，等托托长大成人，变成大导演后 ，送给了他。

《天堂电影院》是托纳多雷写给电影的一封情书 。他将镜头
，对准了电影院中的形形色色的人：坐在第一排仰着头的男孩，在椅子上打盹儿的男人 ，在黑暗中眉来眼去的男女
。小时候
，托纳多雷总在影院待一下午，同一部电影看三四遍。看够了银幕 ，就跑到前排看观众——有人打瞌睡
，有人偷偷调情，他们的反应和电影混在一起 ，交织成他的记忆 。

“其实我一直觉得，不只是观众在看电影
，电影也在看观众
。正是观众成就了一部电影的生命，让它真正存在下去。”托纳多雷说 。少年时代的成长经历 ，也塑造了他的创作观：“我意识到
，电影是为了让人看懂而拍的
。因此，我无论讲述什么故事 ，都必须让尽可能广泛的观众理解。在我的职业生涯中
，我从未背离过这个原则 。 ”

《天堂电影院》里有句著名的台词，是阿尔弗雷多对托托说的：“生活和电影不一样 ，生活难多了
。
”托纳多雷说
，一部电影总有一个剧本主导一切，有开头 、发展
、高潮和结局 ，但生活并不像剧本那样
，有一个明确的结构。生活比电影更散乱、更无序 。“但这也许就是生活之美，生活不需要遵循剧本的规律 ，而是按照它自己的方式进行。”

托纳多雷的电影中，作曲家埃尼奥?莫里康内创作的配乐
，总能成为点睛之笔，他们共事了30多年
。剧本一出来 ，托纳多雷就会去找莫里康内
，他们会花大量的时间去思考和讨论电影配乐。因此，当托纳多雷开始拍摄电影时 ，整部电影的配乐已经完成 。在片场 、在剪辑室里
，莫里康内的音乐如同条线，把零散的镜头串联起来
。

“他的音乐能触碰人的灵魂。 ”托纳多雷说 ，“直到现在
，我也说不清为什么—— 或许这就是他的‘魔法’ 。
”2023年，托纳多雷出版了访谈录《写一百年再停笔》 ，记录两人长达5年的对谈
，揭示莫里康内的创作哲学
。

今年是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，也是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 ，新的时代
、新的技术正在改变着电影的模样。但在托纳多雷看来，电影的本质始终不变 。在他看来
，今天，电影人面对的真正的挑战 ，依然是继续保持真实的自我
。

“电影一直是一面奇妙的镜子
，让全世界的人们能够在其中看到自己，能够学会更深刻地理解自己。希望电影人继续带着热情和决心去创作电影 ，让这面镜子继续映照人类
，帮助人类认识自我、不断进步 。”

未来想拍什么样的电影？托纳多雷不急
。就像他当年写《天堂电影院》的剧本，经历了11年的时间 ，才开始动笔。等一个童年的疑问
，等一串观众的笑声，等那些藏在光影里的记忆 ，慢慢长成一个故事 。

这样的故事
，永远有人愿意等待。